干部不如农民-江西安义107名干部外派打工纪实

无敌小虫

[td]　　一年前，在县委书记连樟寿的“威逼利诱”下，江西省安义县“一百单七”名干部被强行派往外地打工。用连樟寿的话来说，他想藉此“改造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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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后的现在，一百单七将中有20多人“闯出了名堂”，继续在外创业。其余的大部分人带着摸爬滚打的经历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原来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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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想探究的是，当初这一曾深深刺激了当地固有思想和传统体制的做法，到底让这些干部在外面经历了什么、感受了什么？这些在外“呼吸了新鲜空气”的打工干部们，回到一如从前的安义，回到原有的环境原有的体制，到底谁会改变谁？谁又会同化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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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不如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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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义其实并不偏僻，离省城南昌仅60公里，一条高速公路擦边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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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省城虽不远，但省城的辐射力却似乎在60公里中消于无形———安义的经济总量在南昌所属的几个县里排在最后一名，它每年的财政收入刚好够给全县干部发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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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安义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农民很会在外面找饭吃，外出打工者特别多。全县24万人口，有6万人外出打工，占了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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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干部的思想已经落后于农民的思想！农民都知道把全国当成是赚钱的市场，而我们的干部还守着铁饭碗，不思进取，按部就班，只知道等靠要。我意识到安义为什么穷，就是因为干部思想落后了。”脸上有着很深皱纹，带有军人风格，长得像个老农民的连樟寿，语气里充满了急迫和恨铁不成钢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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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樟寿2001年9月上任安义县委书记后，想了几个月，得出安义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就是：“农民的观念超前了，干部的观念落后了。这样的干部又怎么能带动群众发展经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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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樟寿说，现在是市场经济，但我们的干部培训是计划经济模式的，上上干部培训班，进进党校，或者是到其他地区挂职锻炼，没有压力没有风险，可以不动脑筋，甚至吃吃喝喝交交朋友就回来了，花了钱不说，还没有学到什么真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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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樟寿萌发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把县乡干部“赶出去”打工一年，每年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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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议一出，全县哗然。现在在县城街头随便问一个三轮车夫，就能了解到此事在当时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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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1月底，长达8页的中共安义县委5号文件下发，题目是《中共安义县委关于选派年轻干部到经济发达地区谋职锻炼的意见》。文件要求“全县各乡镇和县直机关、事业单位35岁以下的在职干部”都是选派的范围，“每个乡镇不少于4人，其中科级干部不少于2人”，“选派的干部必须自谋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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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出的干部和外出打工的农民有三个平等。与打工者的身份平等，求职方式平等，生存方式平等。但连樟寿也承认，与那些普通打工者比，这些干部都还穿着“救生衣”。按照文件规定，“选派干部在谋职锻炼期间，职级不变，行政组织关系不变，编制保留，工资照常发放。锻炼期满后，由县委统一安排相应单位和相应职务。”“干部锻炼期间的劳动所得全部归干部个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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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之前，干部“离岗创业”在不少地方都出现过。但安义做得更“绝”，它规定，干部必须离开本县外出谋职。为了防止有的干部半途而废或者半路回来，县委文件还明确规定，打工中途不经同意不得回安义就业或者待业，否则处分甚至免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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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想象的是，这样的事进行下去“阻力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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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们坐惯了办公室，旱涝保收每月可以领取800多元的工资，而外出打工锻炼被认为是没了身份，丢了面子，还可能搭进钱财，甚至在机构改革中有可能位置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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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机关虽然人浮于事，但推说自己人手不够用，派不出干部。从个人到机关，文件落实阻力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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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不来硬的不行，连樟寿发话说，哪个单位派不出干部，哪个单位所有人今后都不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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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政法机关有两个名额，其中有一个人自愿报名，另一个名额却死活没人愿去。单位最后不得不以停发工资相“威胁”，才“逼走”了一名干部。还有三四个单位“硬”是派不出人来，最后动真格，在当年的一次干部提拔中，硬是没有提拔该机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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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3月初，107名干部陆续在本单位办理了交接手续，拿到了由县委组织部、县人事劳动局为选派干部出具的求职推荐书，开始出外闯荡。他们腾出来的位置没有安排新的干部来填补，他们的工作多是由同办公室的人来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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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通知的干部，顾虑重重的占多数，既顾虑自己的位置，也顾虑自己的家庭。最大的顾虑还是自己出去适应不了，找不到工作。组织上做了不少动员工作，有部分人是自愿的，对出去还是有信心。当然，也有个别骂娘的。”县委组织部的一个干部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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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工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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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独自一个人漫步在上海街头，觉得多么的孤独无助。好像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在茫茫人海中，看到的是来来往往的人流和车流，身边的一切都与你无关，惟一能领略的就是大都市的繁华与喧闹。”从办公室一下子被抛到市场，没有了身份优越感的干部被现实震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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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义县龙津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张祖象后来回忆说：“在上海谋职，跑了几家单位，也进了职业介绍所和人才交流市场，不是因为年龄偏大，就是无一技之长而被拒之门外，到头来职没谋到反而丢了报名费。看看形势不对，只有发动所有关系网，从我们安义传统产业入手，寻找合适的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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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应不了”几乎是所有打工干部出去后的最初的共同感受。这些现实经历把有些乡镇干部长期散漫、懒惰、自我感觉良好的感觉完全给颠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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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乐乡的副乡长胡华林在广州找工作的事曾引起当地媒体广泛关注。最初他被一家上市公司的华南办事处看中，聘为办公室主任，后来自己不满意辞掉了。其后胡华林应聘到某报发行部做了一名负责集团征订的业务员。“那么热的天气，受了很多委屈，吃了很多闭门羹，3个月拉不到一份定单。那时的工作压力是当干部从来没有体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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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批107名外出打工的干部中，经历最曲折的还是原来县检察院法警大队大队长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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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岁已经超过报名年龄的胡明是自己主动要求外出打工的。他和好些外出的干部不同，一出去就带了两万块钱，他说他一定能赚一笔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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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义有两个传统的产业。一是做建材，二是有名的江西瓦罐汤。胡明先到了重庆，他一个朋友在那里做瓦罐汤生意。胡明依仗以前检察院干部的面子，用了一个月时间，从朋友那里学来了煲汤的秘诀和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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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胡明第一次做生意就被骗，损失惨重。他自己找到重庆一家新开张的饭店，提出与饭店合伙，他做瓦罐汤，利润和饭店分成。饭店老板满口答应。开张头一个月，胡明就能赚几千元。没想到，饭店老板开店是假，骗钱是真，在卖掉各种赊来的食物酒水后，老板卷款而逃。胡明不仅没拿到几千元利润，还倒贴了9000多的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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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所有供货商都跑去哄抢店里的东西，我报了警，也立了案，但没有结果。我真是欲哭无泪，只怪自己没有风险意识，灰心到极点，想回家了事。但又想这样灰溜溜回去，太没面子，于是贱卖了一些煲汤用具又去了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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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明到徐州后，又叫家里寄了钱，重新开始做汤生意。但徐州消费水平不高，利润很薄。胡明干了一个月，非常辛苦但赚不到钱，只好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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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弃徐州后的珠海之行，胡明认为是撞了大运。他竟然说动了珠海最好的酒店度假村酒店和他合作，酒店同意他做江西瓦罐汤，价钱定得很高。胡明一盘算，做下去一年能赚几十万。这使他第一次知道学了手艺凭自己的劳动是可以发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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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老天和胡明开了一个玩笑，刚做了一个月，一个律师代表一家叫“江西民间瓦罐汤”的连锁餐馆来到酒店交涉，认为胡明侵犯了他们的专利，并要告上法庭。“我们江西出来做汤都是这样的，但没想到珠海的这个江西瓦罐汤店会告我。他们的确注册了专利，作为检察官，我知道肯定侵权了，酒店那边怕告上法庭影响酒店声誉就对我下了逐客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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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立足打工不易，胡明深深体会到了。为了做生意，胡明至少找了50多个饭店，受了不少气，有的经理让你在旁边等2小时，然后一听要合伙经营做汤，马上不耐烦地说，走走走，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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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珠海，胡明又去广西贵港做烤鸭生意，但与珠海的生意已不可同日而语。直至一年打工期满，他又回到了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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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改变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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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义县委组织部长易小毛后来统计，安义县107名干部在一年的谋职锻炼中，有70％以上的跨越了4个以上的省市，85％以上经历过3个以上的职业或者谋职单位。通过自己的努力，101名干部在谋职单位或相关行业站稳了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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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批出去的干部中有20多人没有再回到原来的岗位上，而自愿继续打工。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胡荣华介绍，这些干部现在打工闯出了自己的路子，他们主要分布在广东、上海、浙江等发达地区，有的是在外资企业打工，现在的月收入可以达到三四千元，还有一部分人在经商，少数人甚至和别人合伙办了经济实体，比如化工厂、建材加工厂等等，他们是在外面的广阔市场中寻找到了自己发展的新的机会。所以做干部不一定是个人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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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回到原岗位的干部，他们原来的位置没有安排新的干部填补，“这是干部的自觉自愿的分流。”有人说。还有人算了一笔账，107名干部，外出一年只领基本工资，每人每月少发奖金福利约300元，一年可以减少财政支出3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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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余的80多个外出打工的干部陆续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其中9人得到了提拔使用。所在单位的普遍评价是他们的工作行为发生了变化。但这都不能消除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单靠这107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撬动原有体制的弊端和风气？他们一年的经历又有多少可以转化为工作中有用的东西？长久积淀的官僚作风和习气会不会又将他们一一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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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华林春节后一年打工期满，重新回到乔乐乡副乡长的位置上，分管乡民政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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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华林说：“外面的经历不能说会对现在的工作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但至少我会更多从老百姓角度考虑问题，而且做工作比以前更成熟稳重。我现在还和广州的朋友保持联系，希望有机会能吸引他们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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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周围的人经常问我在外面的经历，我也有意识地给别人‘灌输’外面先进的东西，这多少会有点积极的影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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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明是少数几个回来后被提拔使用的干部之一，成了县检察院的一个科长。外出的经历使胡明变得有棱角起来，而在以前，他见了检察长都不好意思，没几句话好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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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明对周围的影响还是有的，今年再派干部打工，县里给了检察院1个名额，出人意料检察院有六七个人争着报名，领导不允，说没人干活了，最后一个法纪科长发狠，宁愿不当科长，也要出去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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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打工的创始者连樟寿评论这项措施的作用的时候，话很简单：“思想活跃了，经济出现了活跃的态势。”他还无意间说了句，“省里面还没有谁表扬过这事，外地倒不时有组织部门来了解学习此事的经验，媒体支持这个举动的也比较多。当然，所有工作不是为了表扬，也不是为了让上面好看，主要是为了发展当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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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胡荣华也不能正面回答传统老套的机制，会不会把外派干部打工的良好愿望最终侵蚀殆尽，“在外面一年的时间和100来个干部，你要说能对整个县的干部作风带来很大、明显的作用，我不敢说，但我们本来就是打算潜移默化循序渐进地改变的，3年内，县里的年轻干部基本上都要出去一遍，到时候才能总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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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想外出闯荡的胡明自我总结说：“我们这107人能有多大辐射力影响力呢？但大改比小改好，改总比不改好，至少这次打工改变了一部分干部。只要这个改革还在坚持，每年总有一批人给安义机关带回新的思想，冲击旧的作风和思想。难免不会水滴石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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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人说，这个改革还应再激进一点，为什么副县长一级的干部就不能出去几个打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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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声音，认为这种举措，在整个环境和体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效果有多大令人担心。要改变目前干部中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干部“对谁负责”这一命题，只有对体制进行更彻底的改革，整个干部队伍的面貌才有望焕然一新。作者: 卢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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